百姓看病到底难不难，药价到底高不高，医生收入究竟低不低？昨天的政协小组讨论上，年前获国务院原则通过的“医改方案”成为焦点话题，农工党江苏省委的政协委员们纷纷发表意见。作为多次受国务院有关部门及卫生部邀请参加方案讨论的专家，省政协委员、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陈绍良在接受快报采访时透露，医改方案里有关“医药分家”的部分做法，正是借鉴了南京的经验。

　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，8500亿“不够”

　　“对医改方案，老百姓更重视看病负担能减轻多少，政府更重视怎样解决这一社会问题。”陈绍良委员说，“国家将在3年内投入8500亿用于推进医改，但是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了，远非这笔投入所能解决。”他举例说，患者总觉得医院比较“黑”，而医生又觉得患者比较“难缠”，实际上，红包和处方提成绝不是发一两个文件就能解决的，必须从医护人员的工资制度、保障制度去改革，“有一个数据显示，南京共有13家三甲医院，除了军区总院外，医生人均月收入3200元，这样的收入并不高，尤其是一些基层医疗机构和农村的医护人员，收入更低些。”

　　再比如，根据欧洲国家的通行标准，一个全科医生应该覆盖5000居民，而南京的社区医院中全科医生只有200多位，“这样的配比，很难让‘小病去社区’的倡导得到落实。”陈绍良委员说，医改方案涉及基本医疗保障制度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、公立医院改革等多方面问题，如果没有具体而微的实施细则，效果无疑将会打折。

　　“南京经验”有条件推广

　　1月中旬，国家卫生部等部门召集国内118位专家参与医改方案讨论，陈绍良作为江苏代表赴会。此前，他已数次参与类似性质的讨论，对方案的制定及一次次修改过程有一定的了解。

　　“有关‘医药分家’的部分做法，是借鉴了南京的经验。”陈绍良委员说，卫生部有关官员及专家曾就此专门来南京进行调研。鼓楼医院和他所在的南京市第一医院，都采取了“药房托管”的模式，80%的药品是统一配送，20%是自采。“统一配送的好处，就是药品的成本下来了，虽然医院的利润减少，但病人的支付比例也减少了。”他举例说，一种头孢霉素，三甲医院能拿到的价格是32元，卖到患者手里大约40元；实行统一配送后只有20元左右，卖到患者手里不到26元，降幅约30%，一些“普药”降得更多。

　　“南京的这一经验如果推向全国，完全具备条件。”陈绍良委员认为这种做法值得借鉴，但同时他也提出，类似举措在“小范围内”或许可行，往往到了全国，就未必能行得通了，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就是财政补贴是否跟得上。

　　医院收入平均40%以上来自药品，药房托管后势必造成总收入锐减。“江苏的医疗检查费比较低，邻省有些患者情愿赶到南京来拍片子、做CT，最后加上交通费，还是比在当地做划算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药品收入就是支撑医院运营的‘大头’。”陈绍良委员说，如果补贴不足，相应的改革举措也就很难推行了。

　　“药事费”会增加负担吗？

　　政协无锡市委会副主席曹锡荣是无锡市卫生局局长，他同样关注着刚通过的医改方案。作为一名医疗系统的官员，曹锡荣坦言，医改方案说到底是为了解决百姓关注的就医问题，不能因为部门利益的博弈，使得方案改出来之后成了一个滑溜溜的“鹅卵石”。

　　对当前备受关注的医患关系，曹锡荣认为有赖于整个医疗机制的改善，“这次地震灾区来了不少伤员，救治费用由政府负担，各大医院不但尽心救治，有的后来还将没有用完的钱又退还给了政府。就此来看，只要机制合理，医护群体是可以恢复在患者眼中的‘天使’形象的。”

　　对医改方案中所提的“药事费”，有人质疑有“换汤不换药”之嫌，更担心一方面药品加成的问题没取消，又因“药事费”而加重了负担。曹锡荣则认为，关键是要看相关措施的落实情况，如果国家建立并完善基本药物制度，将一部分基本必需药品制定企业生产、简单包装，降低生产和流通成本，患者就能够得到实惠。相比这部分的减负，“药事费”的比例要小得多。

　　另外，作为医改配套的重要前提，就是政府补贴。曹锡荣以无锡为例说，该市在大医院的硬件、大型设备投入方面都由政府买单，在公共卫生方面，不算设施类的一次性投入，光是机制性投入年平均增幅都在30%以上，远远超出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。